每当北海道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我的右手就会不受控制地剧烈发抖。这里的疗养院有着全日本最好的供暖系统，双层玻璃将冬日的寒气严严实实地挡在室外，护工会准时为我端来温度刚好入口的茶水。 但在这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温暖中，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股带着浓烈血腥味和黄土腥味的寒风，就会瞬间穿透几十年的岁月，直刺我的骨髓。医生说这是帕金森症的晚期表现，但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的。那是1938年，在中国华北的冰天雪地里留下来的病根。不，那不是病根，那是一个诅咒。 我叫本多，今年八十九岁，曾经是日本陆军的一名二等兵。我杀过人，放过火，我的手上沾满了无法洗刷的罪孽。在我漫长而又令人作呕的余生里，我无数次试图回溯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在京都街头卖豆腐的本分青年，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野兽的。 但最让我无法安眠的，最让我在深夜里咬破嘴唇祈求死亡降临的，并不是那些在枪口下直接倒落的躯体，而是一场游戏。一场在这个世界上最荒诞、最下作、最残忍的游戏。 那年的冬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漫长和寒冷。我们的部队在华北的平原上进行残酷的扫荡。经过几个月的行军和毫无休止的拉锯战，连队里的士兵们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补给线经常被切断，食物短缺，长官的耳光和军棍每天都在士兵的脸上和背上落下，而随时可能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射来的冷枪，更是让所有人处于一种极端焦躁的癫狂状态。 在那种环境下，人已经不再是人，道德、良知和人类应有的怜悯，早就在日复一日的杀戮和恐惧中被消磨殆尽。 我们小队的长官叫村上军曹，他原本在九州的一个偏僻渔村里打鱼，但在战场上，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鬼。他对战争的胜负没有多少概念，他唯一关心的，是怎么在这枯燥而压抑的屠杀中找点刺激。他有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当那双眼睛盯着你看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像是一块待宰的肉。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天阴沉得仿佛要直接砸在地面上。刺骨的北风卷着砂砾般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们进入了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村子。村里的青壮年大半都逃进了山里，只剩下几十个实在跑不动的老人、妇女，还有几个留下来照顾家人的青年。没有遭遇任何抵抗，我们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像赶羊一样，全部赶到了村中央空旷的打谷场上。 当时的气温起码在零下十度左右，即使我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防寒帽，依然冻得鼻涕直流，只能不断地原地跺脚来保持体温。 村上军曹吸着从一户农家搜刮来的劣质旱烟，百无聊赖地看着那些蹲在雪地上、紧紧依偎在一起瑟瑟发抖的中国老百姓。挖坑活埋或者直接用机枪扫射，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他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异样而扭曲的兴奋。 他拔出腰间的指挥刀，冰冷的刀身在阴暗的天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用刀尖指着人群，像挑选牲口一样随意地划拉了几下。被他点到的，是十几个相对年轻的男女。有几个显然是夫妻，紧紧抓着彼此的手；有几个则是完全陌生的男女。 他们惊恐地站了起来，眼神像被逼入绝境的鹿。一个懂点粗浅日语的中国青年试图上前哀求，村上直接一脚重重踹在那个青年的胃部，然后一刀背刺在了他的脸上。血瞬间从青年的鼻腔和口腔里喷了出来，染红了一大片白雪。 村上转过头，用生硬的中文对着那十几个男女吼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他让他们脱下衣服。 那些男女瞪大了眼睛，仿佛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在这滴水成冰的严冬，脱下衣服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心知肚明。那不仅仅是剥夺体温，更是剥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尊严。 随后他猛地转过身，对我们吼叫起来，命令我们全体上刺刀。如果谁敢不脱，就立刻把他们的肚子挑开。 我们机械地端起了步枪，明晃晃的刺刀齐刷刷地逼近了那些手无寸铁的人。我当时就站在包围圈的最外围，冰冷的枪托顶着我的肩膀，我的手心里却全是黏糊糊的冷汗。我看着那些男人和女人在几十把刺刀的逼迫下，带着极度的屈辱和恐惧，用颤抖到几乎不听使唤的双手，开始解开粗布棉袄的扣子。 不到几分钟，那十几个鲜活的生命，就变成了一具具赤裸的肉体。在那冰天雪地里，他们本能地用双手紧紧环抱住自己，试图遮掩隐私部位，女人们在低头啜泣，眼泪刚流出来就在脸颊上结成了冰，男人们则绝望地咬着牙，浑身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白花花的皮肤在寒风的侵袭下，迅速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疙瘩，紧接着开始发红、发紫。失去了衣服的遮蔽，他们仿佛瞬间被剥夺了社会属性，不再是父亲、母亲、丈夫、妻子，而在我们这些端着枪的士兵眼里，退化成了一群待宰的赤裸猎物。 村上大笑着走到那堆脱下来的衣服前，用刀尖挑起了一件破旧但还算厚实的羊皮坎肩。他手腕一用力，将那件坎肩高高挑起，扔到了距离人群十几米远的雪地中央。随后，他宣布了那场游戏的规则。 他告诉那些赤裸的男女，现在他们不是人，而是狗。既然是狗，就只能趴在地上用四肢爬行。谁能像狗一样第一个爬过去，穿上那件衣服，谁就能活命。而剩下的人，统统要死在刺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