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弹劾审判最近因为一组银行记录的出现又热闹了起来，这事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那时候安东尼奥·特里利亚内斯四世还是参议员，他公开指控当时的达沃市长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菲律宾群岛银行朱莉娅·巴尔加斯支行有一笔数额巨大的存款，从来没有申报过。 那场指控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闹得很大，特里利亚内斯说杜特尔特在那个支行的存款至少有2.27亿比索，而且完全没出现在他的资产、负债和净值申报表里。 杜特尔特一开始坚决否认有这个账户，直接说账户不存在，后来有网民在网上公布了据称是该支行存款交易凭证的副本，他才承认自己确实在那里有两个账户，但一个只有大约17000比索，另一个不到50000比索。 再后来他又改口说，那个支行里存有不足2亿比索的资金，没在2014年的申报表里体现是因为钱已经花掉了。 他给的说法是，那些钱是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当时菲律宾群岛银行以保密规定为由拒绝公开评论，同时否认特里利亚内斯的信息来自该行，这件事随着杜特尔特当上总统，慢慢就没人再提了。 十年之后，同样的银行，同样的账户，出现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合，参议院弹劾法庭。 菲律宾群岛银行大马尼拉中部支行部门主管马尔温·加尔韦斯出庭作证，确认了一个以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和莎拉·杜特尔特名义开立的比索定期存款账户的存在。 根据他的证词，这个账户在2010年1月22日存入了一笔4065万比索的定期存款，这笔钱在账户里续存了12次，余额逐渐涨到4172万比索，然后在2011年3月被用来购买银行本票。 检方关注的就是这里，这笔资金变成银行本票之后，账户的年末余额里就看不到它了，银行本票这个东西的性质是理解整个操作的关键。 客户用账户里的钱买银行本票的时候，资金从客户账户划出去，进入银行的结算账户，但如果本票一直没有被兑现，这笔钱就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浮动状态。 检方律师在法庭上解释说，流通中的银行本票不会反映在年末余额里，因为钱还在浮动，也就是说，账面上看账户里的钱变少了，但实际上资金实力并没有消失。 加尔韦斯还证实，有3张开给前总统杜特尔特本人的银行本票，日期分别是2012年4月19日、2012年10月17日和2013年10月7日，每张金额都是41721035.62比索，精确到分。 检方进一步指出，2016年5月30日还有一张金额为16852782比索的银行本票，收款人是一个叫塞缪尔·吴的商人，这张本票同样是用杜特尔特父女的联名账户资金买的。 要我说，银行本票这个工具本身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在于使用的时机和频率，3张金额一模一样的本票分别出现在2012年和2013年的10月前后，这个时间点恰好靠近年末，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检方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种操作模式和莎拉在资产申报表上的签名缺失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如果只是证明父亲在操作账户，而女儿确实不知情，那弹劾案的杀伤力就会打折扣，这个因果链能不能闭合，是整场审判最关键的地方。 检方想建立的逻辑链条其实不复杂，他们把银行本票的操作方式说成是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工具，资金从账户里出来变成本票，本票到期后如果不兑现，钱就回到账户，然后再买新的本票，这样循环下去。 这么一来，账户的年末余额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实际控制的资金规模远不止账面上那些。 一名检方律师在解释这个机制的时候提到，另有一笔5500万比索的定期存款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变成了银行本票，两笔资金加起来大约9600万比索。 兼任法官的参议员潘菲洛·拉克森在庭上直接点明了检方的意图，说检方似乎在试图证明一种隐匿资金的模式，检方律师对此表示确认。 参议员维森特·索托三世在庭上提到，他的一位银行界朋友把这种在年末前购买银行本票、年后再把钱转回账户的做法叫做“竹竿舞”，因为资金在账户和本票之间来回跳，就像舞者在竹竿之间跳来跳去。 加尔韦斯被问到这种做法是否常见时表示，购买银行本票后如果不使用、资金回到原账户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他拒绝说明是否有人会故意这样做来暂时把钱从账户里移出去。 辩方的反驳集中在时间点上，莎拉的辩护律师迈克尔·波阿质疑，这些交易发生在莎拉当副总统之前，跟弹劾案的核心指控之间缺乏直接关联。 波阿进一步表示，莎拉本人对这些账户没有印象，她是在被要求核实之后才知道账户存在的，但检方的立场是，这些记录是他们整体举证的一部分，目的是追踪资金流向，判断莎拉在资产、负债和净值申报表里有没有如实反映她的资产和财务权益。 参议员舍温·加查利安在庭上表示，他查阅了莎拉2010年和2011年的资产申报表，没有发现这些账户被申报过。 联名账户的法律意义在于，账户持有人对资金享有共同权益，哪怕操作全部由一方完成，另一方在申报资产时也有义务披露。 如果莎拉确实不知道账户存在，那她需要解释为什么一个以她名义开立的账户能持续运作多年而不被她察觉，这个解释的难度，恐怕不比检方证明资金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