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盒蟹，一座城》 一 林国栋这辈子没想过，自己会在上海的一家饭店里，因为四只大闸蟹红了眼眶。 事情要从三天前说起。 那是十月初，香港刚过了台风天，空气里还带着一股闷热的咸腥味。林国栋在旺角的茶餐厅里接到堂哥林国强的电话。国强在电话那头语气急促，说老父亲林伯上周在街市买菜时摔了一跤，股骨骨折，现在躺在玛嘉烈医院的骨科病房里。 "医生说了，手术要做，但爸不肯。他说年纪大了不想挨刀，要回内地养。我这边工厂赶货，走不开，你能不能……" 林国栋放下手里的菠萝包，面包渣掉在西装马甲上，他也没心思去拍。 "我去。"他说。 林国栋今年三十四岁，在尖沙咀做旅游大巴司机，专门跑跨境线路。他单身，没牵挂，说走就走。当晚就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第二天一早过关，坐金巴到珠海，再转高铁，下午三点到了上海虹桥站。 他没来过上海几次。上一次还是五年前，跟旅行团走马观花地看了外滩和豫园。这次不一样，他是来接父亲转院的。 林伯今年七十九，年轻时在东莞做过建筑工，后来定居香港，在深水埗开了一间修鞋铺，养大了两个儿子。国强继承了修鞋铺的生意，国栋则去考了驾照，跑起了运输。林伯这人一辈子倔强，修鞋修了几十年，手上全是老茧和胶水印子，脾气也跟他的锥子一样硬。 林国栋出了虹桥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听他口音就知道是香港来的，热情得很。 "侬去哪块呀？" "长宁区，同仁医院附近。" "哦哟，那是去探病人啊？" "嗯，我爸。" 大姐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再多问，专心开车。上海的十月，梧桐叶子开始泛黄，高架桥两边的绿化带里，桂花正开得盛。林国栋摇下车窗，桂花的甜香涌进来，混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有一种说不出的城市气息。 到了医院，林国栋先去办了转院手续。林伯的床位在骨科六楼，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他推开门，看见父亲靠在床头，右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中。林伯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但眼神还是那么硬。 "爸。" 林伯转过头，看见他，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 林国栋把行李箱靠在墙边，拉了把椅子坐下来。 "哥说你不肯做手术。" "做啥手术，一把老骨头了，养养就好。" "医生说你这个骨折不处理，以后走路都困难。" "困难就困难，我七十九了，还能走几年？"林伯偏过头去，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后院，几棵香樟树在秋风里摇晃。 林国栋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父亲的脾气，劝是劝不动的。他换了个话题。 "医生说这边康复条件好，你就安心住着。我请了假，陪你。" 林伯这才转过头来，上下打量他。 "你请几天假？" "先请一周，不够再续。" "一周够什么，你回去吧，我自己能行。" "爸，你当我什么人？"林国栋的声音低了下来，"哥走不开，我不来谁来？" 林伯不说话了。过了半晌，他叹了口气。 "你还没吃饭吧？楼下有食堂，去吃一口。" "我吃过了，高铁上吃了盒饭。" "盒饭能有什么营养。"林伯嘟囔了一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保温袋，递给他，"护工中午给我送的，我没动，你吃。" 林国栋打开一看，是两个菜包，还温着。他鼻子一酸，咬了一口。 菜包是荠菜馅的，上海的口味，甜丝丝的。他从小在香港长大，吃惯了叉烧包和奶黄包，荠菜馅的菜包还是第一次吃。但此刻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二 林伯在上海有个老朋友，姓周，叫周福生，是林伯年轻时在东莞工地上认识的。周福生是上海本地人，后来回了上海，在闸北开了间杂货铺。两人几十年没见，去年林伯来上海旅游，偶然在城隍庙碰上了，聊了半宿，从此又续上了交情。 林国栋在医院安顿好父亲，第二天上午，周福生就提着一篮苹果来了。 周福生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手里提着篮子，笑眯眯地走进病房。 "老林啊，你怎么搞的，好好的摔一跤。" 林伯躺在床上，看见老朋友来，脸上难得有了点笑意。 "老了，不中用了。" "瞎讲，你比我大两岁呢，我还能扛两袋米上楼。"周福生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转头看林国栋，"这是你儿子？" "小儿子，国栋。" 周福生打量了林国栋一下，点头说："好，像你，眉眼像。在香港做什么？" "开大巴。" "哦，司机啊，辛苦的。吃饭了没？" "吃了。" "吃了也出来，我请你吃顿好的。"周福生拍拍林国栋的肩膀，"你爸这边有我看着，你去转转，上海你熟不熟？" 林国栋看了父亲一眼。林伯说："去吧，别一天到晚闷在病房里。" 林国栋跟着周福生出了医院。周福生骑了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说带他去吃本帮菜。林国栋不会骑车，两人一前一后，周福生骑得慢，林国栋跟在后面走。 他们去了长宁区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小饭店，叫"阿婆家常菜"。店面不大，门口挂着红灯笼，里面摆了七八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周福生显然是常客，老板娘隔着老远就喊："周师傅来啦！" "来啦！今天有啥好吃的？" "大闸蟹到了，今早刚送来的，个个肥。" 周福生回头对林国栋说："来上海不吃大闸蟹，等于白来。十月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