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许德立到任汕头市委书记。这位从省政府副秘书长任上调来的潮阳人，与市领导班子见面后，几乎没歇一口气就扎进了基层。 摸底的结果不太好看。汕头是五个经济特区之一，1860年开埠，三十年代港口吞吐量曾位居全国前列，商贸底蕴在粤东首屈一指。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汕头的工业增长速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纵向比是快的，横向比呢？与深圳、珠海比，与珠三角比，“的确存在不小的差距”。 差距就是账。许德立算得很清楚：特区办了十几年，汕头没有像省内先进地区一样抓住机遇腾飞。再这么下去，不仅跟不上深珠，连粤西都要拉出差距，拖广东的后腿。他不是那种上任先烧三把火的人，而是先把账本翻了一遍，把家底摸了个透，才决定从哪里下手。 “搞大我们的工业堆头” 上任后的第一个批示件，许德立提出的是一句潮汕味极浓的话：“搞大我们的工业堆头”。 “堆头”是潮汕话里“体量”“规模”的意思。他看得很直接：汕头经济特区有政策、有港口、有侨乡资源，但工业没有形成足够的体量。小打小闹的作坊和贸易赚了钱，但撑不起一个特区该有的骨架。当时工业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根子就在“堆头”不够。 这句话在当时的汕头干部中传开，有人觉得提气，有人觉得刺耳。提气的是那些早就盼着汕头工业能上一个台阶的人，刺耳的是那些习惯了小富即安、靠贸易和作坊过日子的人。但许德立不管这些。他后来在多个场合反复讲，汕头不能只满足于“满天星斗”，得有能扛大梁的产业。没有体量，就没有抗风险能力；没有体量，特区政策就白给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三次上南澳岛。站在南澳岛烟墩湾向大海眺望，他对身边党代会报告起草班子的人说，汕头的发展布局，要重新聚焦到海洋上。 这话在当时并不好理解。南澳岛那时交通不便，从汕头市区过去要坐船，风浪大的时候还停航。一个市委书记一个月内三次登岛，不是去视察风景，是去算一笔更长远的账：汕头有韩江、榕江、练江三江汇合出海，有天然良港，有遍布东南亚的潮商网络。海洋不是风景，是通道、是资源、是汕头区别于其他特区的底牌。深圳的底牌是毗邻香港，珠海的底牌是毗邻澳门，厦门的底牌是对台，汕头如果只跟它们比陆路、比政策，永远慢一步。但海洋这张牌，别人没有汕头打得顺。 1993年6月，汕头市第六次党代会正式提出十六字方针：“海洋活市、工贸富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许德立在会上作了一场“学好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做好大开放这篇文章”的讲话，核心逻辑是：汕头的出路在开放，开放的支点在海洋。 “海洋活市”四个字，在当时的特区城市里是独一份的提法。深圳讲“外向型”，珠海讲“花园城市”，厦门讲“对台”，汕头把宝押在了海洋。这不是浪漫主义，是一笔经过反复推算的账。 效果在几年后显现。学界后来将1993到1998年称为汕头经济特区的“黄金五年”，经济总量翻了将近一番，增速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占比大幅提升。许德立离开汕头是在1998年初，刚好卡在“黄金五年”的末端。他走的时候，汕头已经不再是一个只靠贸易和侨汇撑门面的城市，工业的骨架立起来了。 一笔不赚钱的账 但许德立不是只算经济账的人。 1993年冬，市文化局向市政府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建立华侨博物馆。许德立和市长周日方很快作了批示，表示同意。1995年底举行奠基仪式时，恰好有四百多位侨胞在香港参加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许德立把人请到汕头参加典礼。多个国家的华侨社团当场捐资数十万元。 这件事在当时的财政账本上并不“划算”。一座占地十余亩、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投资规模在当时不是小数，是纯支出，不产生任何直接经济回报。后来因为建设资金紧缺，该馆工程一度停工。但许德立批了。他知道汕头的侨乡优势不是挂在嘴上的，海外潮汕人对家乡的认同，需要用具体的载体来兑现。侨批、侨汇、侨资，这些都是汕头发展的血脉，但血脉需要有一个心脏来汇聚。华侨博物馆就是那个心脏。 同一年，他还在做另一件事。1995年，在他的倡导下，汕头在全国率先设立了“成人节”。上万名青年代表在海滨体育场列队，面向国旗宣誓：“履行宪法义务，珍惜宪法权利，为汕头的崛起，为祖国的富强，贡献青春和智慧”。 设立成人节这件事，放在一个市委书记的工作清单里，优先级并不高。GDP、招商、基建，哪一项都比这“重要”。但许德立做了。作为成人节的倡导者，他对历次成人节活动都极为关切，说作为跨世纪的青年一代，“党和人民要倾注更多的关怀，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他们健康成长”。这话听起来像官话，但放在九十年代中期、放在一个经济特区城市的主官嘴里，分量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在忙着抓经济，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下一代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底色。 两笔账之间的关系 许德立算的这两笔账，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一笔是“搞大堆头”，拼命把工业规模做大；另一笔是建博物馆、设成人节，花的是不产生直接回报的钱。 但在他那里，这两笔账是一体的。工业堆头是骨架，侨乡认同和青年教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