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APEC进入倒计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名字却仍未出现在已确认的行程中。 相关媒体称，截至10月9日，日方尚未递交其参会申报。 她究竟是不去，还是在等待一场中日首脑会谈？ 这张迟迟没交的“报名表”，成了东京的一道外交难题。 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确定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领导人的行程已经得到确认，日本却迟迟没有正式公布高市早苗是否赴会。 不过，领导人行程尚未对外公布，并不等同于日方已经决定缺席。 各经济体确认领导人行程的时间节点各不相同，相关申报的截止时间也未对外公开，目前外界还难以判定日方最终的参会选择。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边没有确认参会，一边又在为日中首脑接触试探口风。 10月1日，高市表示，不便预判能否在APEC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对话，但会继续沟通。 10月6日，日本媒体又披露，东京正在评估争取峰会期间举行首脑会谈。 这说明高市并非对APEC没有兴趣，她真正拿不准的，是去了深圳之后能不能见到中方领导人。 中日关系卡住的原因也很明确。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提出，台海一旦爆发冲突，也就是所谓 “台湾有事”，有可能触发日本安保法里的“存亡危机事态”。 中方要求她反思纠错，但相关言论至今没有收回。 面对日方不肯纠正的涉台言论，中方在公开表态里调整了称谓表述。 外交部有时使用“日本现政权”“日本现职领导人”，9月30日回答核问题时更直接使用“高市早苗”。 日本外务省为此提出交涉，中方只回应已经多次阐明立场。 更准确地说，这只是外交称谓礼遇层面的调整，并非否定她的首相身份。 依我看，高市最大的顾虑不是能不能进入会场，而是去了以后拿不到想要的双边会谈。 跑到深圳参加APEC，却只能参加集体活动，回国后容易被批评外交失分；可如果干脆不去，又会被质疑为了个人面子放弃日本的区域利益。 所以，她最想在确认行程前得到某种会面预期。 但首脑会谈不是APEC入场券附带的项目，这正是东京进退两难的根源。 政治人物在意会见规格，企业更关心原料、订单和市场。 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后，日本产业界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具体。 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禁止两用物项流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其他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和用途。 这项举措并非对日本企业全面断供，也不是一刀切断全部稀土出口，只是针对军事相关用途收紧出口管制。 可由于许多关键材料同时具有军民两用属性，审查趋严仍会影响企业预期。 野村综合研究所测算，若把可能涉及的两用物项作最宽口径统计，日本每年从中国进口的相关商品约为10.7万亿日元；假如稀土供应中断三个月，经济损失可能达到6600亿日元。 这只是压力情景下的估算，不代表损失已经发生。 但企业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 汽车电机、半导体和精密仪器的生产计划往往提前安排，只要交货时间无法确定，企业就得增加库存、寻找替代供应商，成本自然上升。 因此，日本经济界一直希望恢复对华沟通。 关西经济联合会、大阪商工会议所等机构原计划10月组团访华，后来根据中方接待方面提出的日程调整建议，改到APEC结束后的11月至12月。 公开理由是中方集中筹备峰会，这件事不能简单解读成拒绝日本商界，但延期也能看出，经贸往来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我看来，这正是高市最难算的一笔账。 她可以靠强硬涉台言论巩固保守派选民，却无法要求日本企业长期替这种强硬承担成本。 安全口号带来政治收益，供应链波动带来的却是真金白银的支出。 10月NHK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至51%，不支持率升到32%，支持率创组阁以来新低。 民调变化不能全归因于对华政策，日本还有物价和内政争议。 但当外交僵局开始影响企业信心时，对华关系带来的影响，就会慢慢落到选民日常的经济感受之中。 摆在高市面前的选择，其实只有三个。 第一，亲自赴深圳参会，但不举行中日首脑会谈。这样可以保住日本在APEC中的存在感，却难以制造她需要的外交成果。 第二，降低参会级别，派其他官员代替。 这样能够避免本人被冷落，却会让日本主动放弃影响区域经贸议程的机会。 第三，在会前调整姿态，为首脑接触创造条件。 但这意味着高市必须在涉台言论上作出中方能够认可的实质调整，而不能只重复“愿意沟通”这类口头表态。 我个人判断，高市最终亲自赴会的可能性仍然更大。 日本是出口型经济体，APEC又是其参与亚太经济规则讨论的重要平台。 为了避免一次没有把握的双边会谈而缺席整个峰会，代价实在太高。 但参加APEC不等于中日关系回暖，更不等于一定能获得首脑会谈。 作为东道主，中国可以依照规则接待各经济体代表，同时在双边关系上继续坚持原则，两者并不矛盾。 说到底，高市缺的不是一张申报表，而是化解中日关系僵局的政治条件。 她可以拖到最后，可以观察美国态度，也可以在国内强调对华强硬，但涉台言论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