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央军委编写红25军军史时，一份尘封多年的线索重新浮出水面。1934年冬天，红25军曾在豫西陷入重围，后来却从敌军眼皮底下穿过关隘，进入陕西。带路者只知道姓陈，山西口音很重，名字被记录成了“陈廷献”。 这个名字，程子华记了半辈子。 1949年年底，程子华出任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百废待兴，事务繁重，可他到任后惦记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排工作，而是寻找当年那位货郎。前后六次派人查访，走遍山西多地，仍然没有结果。 有意思的是，问题竟出在一个字上。那个人并非“陈廷献”，而是陈廷贤。由于口音和多年转述，线索一路偏了方向。直到军史编写人员把调查范围扩展到河南、河北，才在河南卢氏县找到了陈廷贤的家人。 故事要从1934年12月4日说起。红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近3000名红军抵达卢氏一带，准备向陕西转移。当时朱阳关、五里川等要隘已被国民党军抢先占据，后方追兵也在逼近，南面还有地方武装阻截。 地形很险。 红军若强攻，伤亡将十分惨重；若停留下来，便可能被各路敌军合围。部队派出侦察人员寻找向导，可附近百姓早已躲入寨堡，村庄里只剩老人。军阀混战多年，百姓见到成队军人，往往先想到的是粮食被抢、家门被砸。 就在这时，侦察队遇到了一个挑着货担的年轻人。 他叫陈廷贤，山西晋城人，常年往返于山西、河南之间，做过贩盐和糕点生意。那年月，盐商要经过重重关卡，沿途厘税层层盘剥。为了避开盘查，陈廷贤经常走山间小道，久而久之，竟熟悉了豫西一带许多隐蔽路径。 程子华与他交谈后，问起附近山路。陈廷贤回答：“有一条牧羊人走的小路，能绕开朱阳关和五里川，直通陕西洛南。” 这句话，让红25军看到了突围的可能。 陈廷贤并不是凭一时冲动答应带路。他见过各种队伍，也知道不少军队进村后是什么作风。红军到来后，严格执行纪律，尽量不扰民。一次，有战士因饥饿拿了百姓家中的柿饼，虽留下银元，仍因违反纪律受到严肃处理。陈廷贤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认定这支队伍与旧式军队不同。 程子华也是山西人。两人谈到家乡和各自的苦处时，程子华握住他的手说：“小老乡，你受苦了。”陈廷贤没有多说，只把话题重新拉回山路：“先别耽搁，走这条路，或许能出去。” 12月5日凌晨，红25军悄然出发。部队没有直奔敌军重兵把守的关口，而是沿着崎岖山道前进。徐海东带领机枪部队掩护两侧，防止敌人伏击。途中经过狭窄险峻的“一线天”，队伍只能分段通过，稍有混乱，便可能堵在山谷之中。 红军还故意派出小部队在朱阳关附近活动，制造主力将从正面突围的假象。敌军被牵制后，陈廷贤带着红25军连夜绕过卢氏县城，继续向龙驹寨、兰草村方向行进。 12月8日，红25军攻占铁索关附近要点，打开了进入陕西的通道。国民党军在朱阳关、五里川布置的防线失去了作用，几万人的围堵扑了空。陈廷贤将部队送到自己熟悉的路段尽头，才与红军告别。 程子华拿出十块大洋作为酬谢，他坚决不收。临别时，红军领导给他写下一张盖有印章的证明，并告诉他：“从今天起，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了。” 陈廷贤回到卢氏后，很快被地方民团抓捕。面对审问，他始终称自己只是外出做生意。那张证明被他藏进土坯房的椽条缝里，后来房屋在战乱中被毁，纸张也随之消失。 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到处讲。新中国成立后，陈廷贤在卢氏县副食品公司工作，生活朴素，仍是一个普通售货员。有人听说他曾给红军带路，却觉得难以相信，因为他既说不清部队番号，也拿不出那张证明，只记得军长姓程。 1983年，军史人员重新查访，陈廷贤的讲述与红25军留下的行军资料逐一对应：朱阳关、五里川、绕行卢氏、进入陕西，细节彼此吻合。此时，陈廷贤已经重病卧床。1984年，他临终前仍反复念叨那些地名，还嘱咐家人，希望死后安葬在县委党校附近，面向红军当年走过的道路。 1985年，程子华得知终于找到了陈廷贤的家人，也得知这位向导晚年长期被误解，十分难过。遗憾的是，陈廷贤已经离世，二人终究没有再见。1996年，他被安葬在卢氏县相关公墓，事迹也被收入当地党史资料和纪念展陈之中。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