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上旬，西安机场，一场看似普通的送行，突然变成了带有决定意味的“同行”。叶剑英走到舷梯旁，回头看了一眼前来送行的胡耀邦，随即伸手将他拉上飞机，并对机组人员下令：“起飞！” 胡耀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等舱门关闭，飞机离开地面，他才明白，叶剑英根本不是让自己来送行，而是专程要把他带离当时的困境。 这件事的分量，要放回陕西当时的处境中才能看清。 1964年11月，胡耀邦调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持陕西工作。那一年，他49岁，正值精力充沛之时，却接手了一个矛盾交织的局面。农村工作中的“四清”运动正在推进，部分地方出现层层加码、扩大打击面的苗头。 胡耀邦到任后，没有急着摆出强硬姿态，而是下基层了解情况。他发现，一些干部把工作简单化，动辄怀疑群众、追查问题，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生产秩序受到影响。 于是，陕西方面采取了暂停、少查、不扩大等措施，对过火做法进行收束。这个处理并不轰轰烈烈，却让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松了一口气。田间地头重新恢复了一些秩序，春耕生产也没有被完全打乱。 有意思的是，工作上的谨慎，在复杂环境中未必容易得到理解。胡耀邦很快受到指责，压力不断增加。1965年春天，他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医生认为是突发性大脑蛛网膜炎，建议停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休养，视力和听力方面的不适仍未彻底消退。 身体尚未恢复，批评和审查压力却没有停止。 叶剑英当时在北京，对陕西的情况有所耳闻。叶帅没有停留在传闻上。1965年6月，他与张爱萍、张宗逊一同到西安考察军事工作，表面上是执行工作安排，实际上也有了解胡耀邦处境的考虑。 接风宴上，张爱萍看见胡耀邦明显消瘦，端起话头说：“陕西的麦子长得不错，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这说明他为陕西操了心。” 话说得直白，席间却突然安静下来。大家都明白，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寒暄，而是在替胡耀邦的工作作解释。农业有起色，主持工作的人却病倒了，至少说明他并非置身事外。 饭后，叶剑英单独留下胡耀邦谈话。两人相识很早，彼此之间并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1930年代初，叶剑英已是红军中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反“围剿”作战，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胡耀邦那时还不到18岁，是从湘赣地区前往瑞金的年轻战士，因为年纪小、个子不高，常被称作“红小鬼”。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两人都走过了那段艰苦路程。到了延安，胡耀邦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在审查干部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叶剑英对他的作风早有了解，也因此留下了较深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长期承担重要军政职务，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胡耀邦则在青年工作和地方工作中逐渐成长。职务有变化，年龄有差距，但在叶剑英眼中，胡耀邦仍保留着当年那个勤快、认真、敢于负责的年轻人的底色。 谈话中，叶剑英希望胡耀邦随自己回北京休养和治病。胡耀邦却表示，陕西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安排好，自己身体也已经有所好转，不能轻易离开。 这时，叶剑英没有继续与他反复商量，而是换了一种办法。他让胡耀邦送自己去机场。胡耀邦大概以为只是礼节性的送行，便陪同前往。到了机场，叶剑英突然把人拉上飞机，紧接着命令起飞。 动作很快，几乎不给人留下推辞的机会。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玩笑，而是一个久经风雨的老革命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判断。胡耀邦当时身体有病，又处在持续的压力之下，继续留在原地，风险显然不小。叶剑英用看似强硬的方式，替他暂时截断了外部压力，也为治疗和休整争取了空间。 多年以后，这段机场往事仍被胡耀邦记得很清楚。两人的交往，既有革命年代共同经历的基础，也有现实处境中的相互信任。叶剑英看重胡耀邦的办事风格，胡耀邦则把叶剑英视为值得依靠的长者。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享年89岁。当天，胡耀邦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在追悼活动中致悼词。不到三年，1989年4月15日，73岁的胡耀邦也离开了人世。 那次飞机起飞时，叶剑英带走的不只是一个前来送行的人，也是一位处于病痛与压力中的老战友。原因并不复杂，却足够见出两人几十年交往积累下来的信任。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