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北京，党的九大召开期间，许世友第一次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参加中央层面的重要会议。会议气氛并不轻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刚刚发生不久，边境形势紧张，部队的战备问题被反复提起。 许世友没有先谈空泛的部署，而是把话题落到了两个人身上：王近山和周志坚。他们都曾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也都因为个人生活和作风问题受到严厉处分，失去了原有职务。 这件事的难处，不在于两人有没有战功，而在于组织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王近山被开除党籍、降职，安排到河南一处农场工作；周志坚则在河南省军区担任副参谋长。按照当时的制度，他们不能简单地恢复原职，更不能直接进入大军区担任重要岗位。 许世友却认为，处分应当针对错误，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历史贡献一笔抹掉。尤其在备战压力加大的时候，真正打过硬仗、带过部队的人，不能只因为犯过错误便完全弃置不用。 会上，许世友直接点了王近山和周志坚的名字。他说，两人过去都立过战功，现在部队需要有经验的干部，应该给他们一个重新工作的机会。 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问：“哪个地方敢用他们？” 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南京军区敢用。” 这句话看似简单，分量却很重。许世友当时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如果两人复出后出现问题，责任首先会落到他身上。更何况，王近山和周志坚都与他有长期共事的经历，外界难免会认为这是老首长在替老部下说情。 但许世友并非只凭感情行事。他和王近山、周志坚都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系统，后来又在鄂豫皖、山东等地共同作战，对两人的能力和脾气都十分熟悉。这样的信任，有战场上的生死经历作基础。 王近山早年在鄂豫皖苏区参加反“围剿”，作战勇猛，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太行地区率部作战，善于组织伏击和突袭。解放战争中，他参与上党、淮海等重要战役，表现出很强的临机指挥能力。抗美援朝期间，他也担任过重要职务。 周志坚同样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他参加过鄂豫皖苏区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豫鄂地区坚持敌后作战，解放战争中参与中原突围及山东战场的多次战斗。后来，他还参加了解放沿海地区的作战，积累了丰富的部队建设和战役指挥经验。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并没有要求中央立刻恢复两人的全部待遇。有人提出，既然两人已经被开除党籍，直接调入南京军区担任要职，程序上说不通。 许世友很快换了一个办法。他建议先把两人安排到江苏、安徽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担任副参谋长一类的职务，等组织问题解决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调入军区工作。这样既没有绕开制度，也没有把两名有经验的将领继续闲置。 毛泽东听后表示认可。这个安排的关键，在于给复出设置了一道过渡。生产建设兵团具有半军事化特点，既能发挥两人的专业能力，又不属于直接恢复原有军职，因此各方面都能接受。 王近山此前曾写信作检讨，希望重新回到部队工作。信件辗转到了许世友手中，也让许世友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位老部下并没有放弃重新证明自己的愿望。九大期间，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出来，并不是临时起意。 王近山到南京军区后，先后承担战备和机关工作。有人回忆，他重新接触部队后，常常早早起床研究地图，了解作战方向和部队情况。多年离开一线，并没有让他放弃军人的思维方式。 周志坚则先在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参与军事训练和建设管理，随后逐步恢复到军队系统中。两人的重新启用，并非恢复之后就回到原先位置，而是在实际工作中一步步重新取得组织信任。 许世友与王近山之间的关系，也有具体战斗经历支撑。红军时期，两人曾在危急关头协同作战。王近山负伤后仍带队反击的事情，许世友亲眼见过，也知道这名将领在战场上敢打敢拼，但性格刚烈、容易冲动。 这正是问题的两面。王近山、周志坚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完人，他们受到处分，也不是毫无缘由。许世友替他们争取机会，并不等于否认组织处理，而是认为错误与能力应当分别看待，不能用一件事覆盖全部人生。 1969年的特殊环境，使这项安排更具现实意味。部队需要熟悉战争、懂得训练和战备的干部，同时又必须维护组织纪律。许世友提出的“先到兵团、再看表现”，实际上是在用制度允许的方式，为两名老将保留了一条重新工作的通道。 后来，王近山和周志坚都重新回到军队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许世友当年在九大会议上的那次提议，也因此留下了一个颇具分量的细节：对犯过错误的干部，既不能无原则包庇，也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