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9月29日就“敌国条款”问题做出表态，核心有两句话：一是“任何国家都无权援引该条款”，二是日本“将努力通过对安理会进行改革来删除该条款”。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读，矛盾一目了然。如果条款真的“已经失效”，日本为什么还需要“努力删除”？如果任何国家都“无权援引”，那日本在联大呼吁删除，本身不就等于承认它仍然有效？ 日本国际关系学者伊势崎贤治直接点出了这个逻辑漏洞：日本政府长期对外声称该条款“已经死文化”，高市早苗却在联大公开呼吁废除，这等于反过来承认它现在仍然有效。 “敌国条款”目前的法律状态 “敌国条款”不是一个单独条款，而是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的。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53条规定，如果二战战败国重新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区域组织无需安理会事先授权即可对其采取执行行动。 日本外务省主张该条款“已经失效”，依据是1995年联大通过的一项决议和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但问题在于，这两份文件均为建议性质，不具备法律效力。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规定的修订程序进行：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表决通过，且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会员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批准，修正案就无法生效。 到目前为止，这个修订程序既没有启动，也没有完成。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旭明确指出，“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茂木敏充说“任何国家都无权援引该条款”，这句话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宪章文本没有删除，修订程序没有完成，条款的效力状态没有改变。日本说它“无权援引”，等于是单方面宣布一个仍然有效的国际法条款作废。这种表态在外交场合可以喊，但拿不出法理支撑。 日本国内自己先乱了 高市早苗在联大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后，日本国内的批评声音比外界预想的要大。 《东京新闻》发文指出，高市此举更多是为了借联合国舞台提升个人形象。日本政治记者安积明子认为，这是“由首相官邸牵头、超越外务省常规行动的举措”，目的是在联合国“展现勇气”，提高内阁支持率。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不统一。外务省多年来的官方立场是“条款已经死文化”，试图在不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让这个议题自然消亡。高市偏偏要在联大这个最公开的场合把它端出来，反而把日本最不愿意被反复提起的战败国身份重新推到了聚光灯下。 日本前外相岩屋毅9月27日率团抵达北京访问，在与中国方面接触时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个时间点与高市在联大的发言几乎重叠——一边在纽约挑事，一边在北京灭火，东京内部在“敌国条款”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摆到了台面上。 条款背后的实质问题 日本推动删除“敌国条款”，表面上是法律文本问题，实质是战后体制约束问题。 “敌国条款”在宪章文本中固定了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身份标识。日本希望摘掉这个标签，完成所谓“国家正常化”的身份确认。这个诉求本身并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日本在推动这个诉求的同时，正在做的事情恰恰是在强化“敌国条款”的现实意义。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9日表示，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应该讨论所有选项，包括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和获取核潜艇。他前一天在电视节目中声称，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日本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问题。 日本自民党今年5月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提案，虽然刻意模糊了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但明确提及韩国、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占GDP 3.5%的目标，暗示日本防卫费占比可能向同一区间看齐。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2023至2027财年防卫总开支目标高达43万亿日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26日在联大发言中公开点名日本，表示安理会改革不能为走上军事化和复仇主义道路的国家增加任何席位。 这些动作串联起来看，日本在做的恰恰是“敌国条款”所防范的事情：突破战后军事约束，扩张进攻性武力，逐步瓦解“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日本越是这样做，“敌国条款”在国际法上的现实意义就越强。中方在联大的答辩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敌国条款”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背景下，更凸显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容删改。 安理会改革这条路走不通 茂木敏充提出的替代方案是“通过对安理会进行改革来删除该条款”。这个路径的可行性同样接近于零。 安理会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僵持了三十年的议题。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组成的“四国集团”长期推动安理会扩容，但遭到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团结谋共识”集团抵制。即便扩容方案能够通过，删除“敌国条款”仍然需要走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需要五常一致批准。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已经非常明确，日本不可能绕过这个门槛。 《东京新闻》引述的专家分析也承认，鉴于中国和俄罗斯的